1835年2月20日，罗伯特·赫德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尔马郡之波塔当，1853年毕业于英国女王大学。

1854年5月（19岁）来华，先在香港接受见习翻译的培训，随即被派往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1858年被调到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

1859年辞去领事馆的职务，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

1861年起代理李泰国（N. Lay，1832-1898）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1月30日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864年赫德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

1865年，总税务署从上海迁到北京（1929年迁回上海），从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晋升布政使，官阶从二品。1889年，升为正一品。

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赫德在办公室留下一张意味深长的便条后休假离职回国，但仍然挂着总税务司的头衔，直到三年后去世，由妻弟、副总税务司裴式楷代理总税务司一职。

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国白金汉郡的马洛病逝，清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

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年2月20日生于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南之阿尔马郡，1853年在英国女王大学毕业。1854年，英国外交部招考去中国服务的外交人员，由于成绩优秀，赫德被免试录用，分配到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当翻译学员。同年，又调至宁波领事馆。

到中国之初，赫德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对于一般的翻译来讲，只要能够熟悉基本语法，顺利翻译外交所需要的文本就足够了，可是赫德却对艰涩难懂的中国典籍产生了兴趣。他通过自己的汉语老师，花了3420文钱买了《易经》、《孟子》、《诗经》、《大学》、《中庸》等书籍，并很快弄懂了它们的意思。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他开始阅读《红楼梦》等文学名著，就连《圣谕广训》这样官方发布的道德说教，他也能在一页上花两个小时，琢磨清楚所有词汇的意思。可以说，赫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钻研及深刻理解，为他以后在晚清官场的如鱼得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58年3月，赫德奉命来到广州，在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内任二等副翻译。在这里，赫德熟悉了清朝官场中的种种礼节和惯例，并以谦恭有礼、举止大方得体和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与巡抚柏贵、劳崇光等人建立起良好关系。凭借这种关系，赫德首次显示了他搜集机密情报的能力。他在给英国驻华公使提交的备忘录中，准确汇报了咸丰皇帝对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不满、阻挡英法联军的任务将由僧格林沁负责等情报。

1859年，在劳崇光的邀请之下，赫德辞去领事馆的工作，任广州粤海关副总税务司。

早在6年前的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英、法、美三国领事趁机攫取江海关（上海海关）征税行政权，洋人征洋货的税，清廷对此无所谓。此后，中国沿海各口岸海关就逐渐落入洋人手中，“邀请”洋人“帮办税务”成了惯例。

赫德加入的时候，中国海关最红的人物是英国人李泰国，他比赫德大两岁，但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江海关税务司。1861年3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并邀请他北上议事。傲慢的李泰国看到太平军的威力，“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请假回国休养，临行前，他指定赫德前往北京，代向恭亲王奕?述职。

李泰国拱手相让的机会赫德当然不会错过，他早就看不惯李泰国在中国人面前的飞扬跋扈。在北上的路途中赫德写下这样一篇日记，“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中国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当年5月，赫德见到了奕?的头号亲信、总理大臣文祥，他事先准备了9份文件，向文祥详细讲解了长江口岸通商、税务等问题。文祥虽为总理大臣，但是在洋务方面其实也是个“菜鸟”，赫德的讲解对他来说简直是瞌睡遇上了枕头。相比较李泰国的颐指气使，赫德谦恭而礼让，并且汉语流利、学识渊博、业务熟练，第一次见面就和文祥谈笑风生。几天后，赫德又征服了矜持的恭亲王奕?，奕?对外人称呼他为“我们的赫德”。6月30日，他被正式任命为署理总税务司，7月9日，赫德在日记中记载，清朝政府给他涨了一倍的薪水，月俸800两白银。

此时的奕?和文祥，心中的头等大事是剿灭太平天国起义，投其所好的赫德提出建议：可以从关税中拨款向英国购买军舰。如果事情办成，一来他和海关的地位得到提高，二来他可以插手清廷未来的海军。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杭州，奕?慌了神，赶紧让赫德着手购买军火。赫德给在英国的李泰国去了一封信，让李泰国办理此事。李泰国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拉来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斯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两人还签署了一份合同，规定阿斯本只接受李泰国传达的皇帝谕旨，李泰国如对谕旨不满意，可拒绝传达。这就等于清政府花钱给李泰国打造了一支私人武装。

在赫德看来，李泰国这一套绝对行不通。1863年5月1日，他在上海和老上司会面，劝说李泰国放弃那个合同，李泰国听不进去。果然，奕?对李泰国的做法极为愤慨，当年的6月到7月，双方争得面红耳赤。赫德又从谋划者摇身一变成为调停者，他同总理衙门重新拟定了新合同：阿斯本是一名助理司令，受中国海军司令领导；该舰队司令将处于曾国藩和李鸿章等地方督抚的领导之下，李泰国无权控制清政府的命令。可是阿斯本不接受新合同，10月15日，阿斯本向清政府下了通牒，要么48小时内承认他与李泰国达成的协议，要么他立即解散军队。文祥回应，清政府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屈服于阿斯本的要挟。文祥的强硬有其底牌——李鸿章在苏南战场顺风顺水，曾国荃打下天京也指日可待，对舰队的需要远不如当年迫在眉睫。11月2日，清廷决定遣散舰队，全部舰船由英国负责变价出售，并付给阿斯本和600名官兵385000两白银的遣散费。而李泰国在中国的仕途也走到了头。

1863年11月15日，总理衙门宣布解除李泰国的职务，同时任命28岁的赫德为总税务司。赫德作为事件的始作俑者，办砸了差事，最终却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得不让人佩服其手腕之圆滑。

从“代理”扶正的赫德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其实，他早已跃跃欲试。当初，署理总税务司除了他还有一个费士来，赫德干脆没把费士来放在眼里，上任第一天就以自己一个人的名义向各口岸税务司发布通令。随后的几年，他建立了一整套科学、严密、高效的管理制度，让海关成为贪腐盛行的清政府中一抹亮色。

首先，赫德把原来条块分割变成了垂直领导，原来各自为政、隶属关系混乱的海关全部由总税务司领导，各级地方政府不再插手海关事务。其次，他实现了按章征税、按律执法，改变了以往的随意性。再次，他还引进了“服务”和“公仆”的理念，要求各口税务司简化海关办事程序，顺畅海关和商人的交流，这种为管理对象服务的理念在当时非常超前。

好制度执行是关键，赫德非常注重人的重要性。他选择海关雇员是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英国伦敦也设置了考点。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给海关高级职员开出的薪酬非常高，最多的能拿到9000两的年薪，是其他国家同等职位的两倍。职员干满一定年限，还有一笔相当于年薪的酬劳金。此外，退休金、回籍旅费、带薪年假一应俱全。甚至还有未婚人员抚恤金、因功致残抚恤金、丧葬费、医药费、来华探亲家属旅费。如此高的养廉成本再加上各种监督制度，使海关成了大清国几乎没有贪污腐败的部门。

作为这个廉洁、高效部门的领导，赫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有人用“三不停”概括他勤奋而繁忙的工作状态——脑不停：无论是海关各项制度的创建，还是开展秘密外交，他思考的问题一直没有停歇；手不停：想出来的东西赫德都把它们写下来，他亲自撰写总税务司通令，向各口岸布置工作，现存的1861年到1908年4000多篇通令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自撰写，他还喜欢写日记，没有特殊情况几乎天天写，他和总税务司伦敦办事处往来的书信和电文据统计有千万字；腿不停：写出来的东西要落实，为此他一生奔波，刚到北京的时候，天天跑总理衙门，每年都花大量时间到各口岸巡查，为调节李鸿章和“常胜军”指挥官戈登的矛盾，坐船加步行花了4天历尽艰险从上海到苏州。为了提高效率，他都是站着办公。

令人有点意外的是，精力如此充沛的赫德对体育不感兴趣，甚至认为“英国学校的缺点之一就是过分突出体育”。因此，他的锻炼方式只有散步和骑马。而伴随他一生的爱好有两个：写日记、拉小提琴。

1861年，海关税收为496万两，在赫德的打理下，到1887年，海关税收达到2000万两，占清廷财政收入的24.35%。关税成了清廷最稳定、最可靠的财源，赫德也成了大清国的“财神爷”。

“财神爷”当然不能只管挣钱不管花钱，赫德对清廷内政外交的干预一直就没停过。1865年10月17日，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他撰写的《局外旁观论》，对清廷的积弱作出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并提出了效法西方以自强的建议。总理衙门将《局外旁观论》抄录给东南沿海各督抚讨论，在晚清政坛引发震动。赫德切中时弊的分析，让督抚们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李鸿章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并把正在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扩大规模、搬迁新址，大量聘用洋员，购买西式机器。左宗棠一面骂赫德狼子野心，一面开始了福州船政局的筹建。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成了洋务运动的号角和“檄文”。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所办的许多近代洋务企业，都是海关出钱。

此外，建设航运设施、统一全国邮政、支持幼童出国留学、倡导中国派遣驻外使节、组织参加万国博览会……客观地说，赫德对中国的近代化确实做了不少贡献。

然而，这些事情办得越多，赫德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就越深。当野心勃勃的赫德手越伸越长、打起海军的主意时，终于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高度警惕。

1873年，日本侵扰台湾，清廷重提对外购置战舰事宜。很自然的，赫德又成为这件事情的经手人，到1879年，他为清廷购置舰艇12艘。这引起了一些英国人的疑虑，担心这些炮舰成为对付英国人的武器。赫德对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推荐购买的都是那些吨位与作战能力无法对英国远东舰队构成威胁的舰只。

这次买船的差事没有办砸，韬光养晦十几年的赫德终于露出了他控制海军的野心。1879年，他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海防章程，建议增设总海防司署，由他担任总海防司，其弟赫政接任总税务司。同时，他指示在伦敦的亲信金登干物色各类海军人才。

正当赫德做着统领大清海军的美梦时，他的图谋被薛福成、沈葆桢等人识破。薛福成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说赫德控制海关已经尾大不掉，如果再当上总海防司，“则中国兵权饷权皆入赫德一人之手”。李鸿章联合南洋大臣沈葆桢，上书说，赫德不能又管钱又管兵，况且赫德又不熟悉军事。在李鸿章的反对之下，赫德的海军梦就此破灭。1885年，清廷成立海军衙门，由亲王挂帅，封疆大吏辅佐，没赫德什么事。

而经赫德强烈推荐购买的那些炮艇，吨位小，炮身重，开炮的后坐力能让舰艇倾覆；铁皮太薄，缺乏自我防护能力；航速迟缓，缺乏机动性，很容易成为大舰的靶子。后来，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每年经两次大修才不至沉没，和一堆废品没什么差别。

这件事情暴露了为中国办了不少好事的赫德在中英利益发生冲突时的立场。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曾经问过赫德：“你到底是帮中国还是帮英国？”赫德答：“我谁都不偏袒，就像骑马一样，只有坐中间才能坐得住。”郭嵩焘继续追问：“如果有事不能保持中立呢？”赫德答：“我固是英国人也。”

也就是从这时起，李鸿章越来越把赫德看成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者。本来，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有自己的一套洋务班底，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两套外交人马很自然地形成了争夺之势，而赫德一直走的是总理衙门的路子，和李鸿章不在一条线上。李鸿章担心赫德的权势过大，转而一心扶持赫德的手下、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北洋舰队后期购买的8艘主力舰，有5艘经德璀琳推荐购自德国。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到1884年，战争陷入僵持阶段。在这期间，一直负责和法方交涉的是李鸿章和德璀琳。赫德虽然待在中国，但花费不少的薪水订购《伦敦图画新闻》等介绍欧洲的报刊和杂志，随时掌握欧洲大陆的信息。他知道英法埃及之争分散了法国的注意力，战争相持对法国不利。1885年1月，赫德指示金登干拜访法国总理茹费理，说动茹费理同意通过赫德这条渠道沟通中法最高当权者。

经过这番运作，赫德完全控制了中法之间的谈判权，李鸿章和德璀琳被晾在一边。赫德深知清廷好“面子”，除了割地赔款其他都好说，因此劝说法国放弃赔款，而夺取更长远的特权和通商利益。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赫德和金登干互通电报398份，互通书信46封，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终于谈妥了停战条件。1885年6月9日，无奈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由赫德协调好的《中法新约》，履行了橡皮图章的职能。在战场上尚未最终决出胜败的情况下，法国在谈判桌上不仅独占了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的西南大门，从中国夺得商业特权和利益，首次取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赫德这一手，既抢夺了竞争对手德璀琳的立功机会，又在总理衙门提升了自己的重要性，可谓一箭双雕，而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成了他强化海关地位的垫脚石。

就在赫德为中法谈判绞尽脑汁的同时，英国外交部任命赫德为大英帝国驻华公使，赫德又惊又喜，喜的是他多年来在中国为英国利益所做的工作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承认。惊的是，身份变了，将会使与法国的谈判遇到麻烦。因此，他要求英国政府推迟发表任命。《中法新约》签订的第二天，英国公告任命赫德为驻华公使。8月22日，赫德到公使馆就任。赫德推荐其弟赫政继任总税务司，李鸿章则推荐德璀琳继任总税务司。无论在资历还是才干上，赫政都不是德璀琳的对手，赫德不能允许总税务司这一职位落入其他列强之手，决定辞去驻华公使的职务。毕竟，英国有很多人选可以当驻华公使，而能当总税务司的，只有赫德一个。赫德在给英国的一份电报中这样评价他的辞职：“我认为这样对英国最为有利，当然对中国肯定也有利……外交部可以指望我的合作以进一步增进英国的利益。”

11月2日，赫德回总税务司任职。

1900年的义和团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让中国经历了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之中，九死一生的赫德再一次成为中西方沟通的桥梁。

1900年6月，义和团控制北京，6月20日，赫德请求总理衙门为海关关员及眷属撤离北京提供帮助。可是，由于局势失控，北京到天津已完全被封锁，火车停开，义和团开始攻击总税务司署，赫德当即带领40余名海关关员和眷属撤退至英国使馆避难。随后，英国使馆也被封锁，赫德和外界彻底失去联系。7月21日，英国的《泰晤士报》刊登了赫德的讣告，人们相信，住所和总税务司署化为灰烬，音信全无的赫德已经遇难。

被困在使馆区的赫德一面组织人员抵御义和团和甘军对使馆的围攻，一面在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中用铅笔写成了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赫德已经看出来，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忍无可忍的中国人起来反抗是一个民族的必然觉醒。

8月15日，八国联军攻到英国使馆，坚持了56天的赫德终于获救。第二天，65岁的他在总理衙门的请求下，又开始为停战谈判奔波。当时，如何处理战后对华关系，成为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创立“黄祸”一词，他认为，中国在20世纪要崛起，而崛起的中国将重演蒙古帝国的历史，只有瓜分中国，才能防止“黄祸”的出现。德国皇帝瓜分中国的建议，在西方引起了很大认同。赫德则在英国杂志上连发6篇文章，综合分析三条出路：第一条是瓜分中国；第二条是扶持新政府；第三条是继续支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他认为只有第三条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出路。

为了挽救清政府，赫德给李鸿章写信，劝说李鸿章回京谈判，因为只有李鸿章才能和列强对上话。谈判刚开始，列强漫天要价，几乎把清政府逼上绝路。为了保全清政府，又最大限度满足列强的利益，赫德对中国各类税收情况进行了测算，得出中国每年可承担2000万两赔款的结论。

1901年9月7日，奕劻和李鸿章同11国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就是采用赫德的建议。当然，赫德没有忘记借机给海关扩权，把部分常关的税收和盐税纳入了海关的征收范围。

《辛丑条约》签订前后的赫德把他的复杂性展示得淋漓尽致，海关是他一生事业所系，没了大清朝也就没了他这个总税务司，赫德和清廷的命运已经牢牢拴在一起。 

在中国居住了40多年，赫德对清政府和中国人有了深厚的感情。他非常看不惯洋人对华人的粗暴态度，他曾对慈禧太后除了接见公使夫人还要接见使馆的孩子们有些愤愤不平。

1908年，病中的赫德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你嬉戏已足，你吃饱喝足，该是你离去的时候了”，这一年他已经73岁，在中国生活了54年，决定回国休养。4月13日上午，十几个西方国家的驻华使节、清朝官员及各界人士上千人，聚集在北京前门车站，为赫德送行。赫德私人所建的乐队反复演奏各国国歌，终结曲是《友谊地久天长》，乐声中，没有一个西方人不含着眼泪道别。据《北华捷报》、《泰晤士报》报道，当时，赫德神情落寞，短大衣没扣钮扣，有些皱巴，步履疲惫蹒跚，他低着秃顶的头，与送行的人们一一道别，灰色的目光中满是失意。随着列车驶离北京，送行的人们纷纷散去，总税务司署的职员们回到衙门，看见赫德办公桌上钉着一张便条，上写：“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罗伯特·赫德走了。”

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国病逝，享年76岁。20天后，武昌起义爆发，紧接着，赫德为之效力近半个世纪的大清王朝灭亡。

赫德主持晚清海关长达半个世纪，他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

赫德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中国雇员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商人的外籍雇员。因此当1885年6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时，他辞谢不就。

但是，从当代的角度来看，外国人把持海关无疑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特别是中国港口的引水权）

赫德长期居留北京，擅长幕后的“业余外交”，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甚至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有时也要咨询他的意见。恭亲王奕?说：“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

1862年，中国第一个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经费来自海关税收，负责人也由总税务司推荐。

1865年-1868年，他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廷提出许多改制强国的建议，不过这些建议要到30年以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他写道：“如果政策改变了，中国可以成为各国的领袖；如果政策不改变，它将变成各国的奴仆。”

1866年，赫德回国完婚时，劝说清政府第一次派员出国考察。

1879年，赫德协助清帝国购买8艘军舰。这成为中国北洋海军的起源。

1887年，为解决走私问题，劝说中葡两国签订里斯本会议草约，由葡萄牙“永据”澳门，换取澳葡当局协助海关征收鸦片税。

赫德还曾参与《烟台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此外，他还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

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物，给后人留下难以定论的遗产。毫无疑问，赫德是一个外国人，而且又处于中外不对等的博弈关系中。到底是该从赫德的个人目标和行动中确立判断的标准， 还是从中外关系的大势中推演赫德的行为价值，的确是一个需要审慎思考的难题。

一百年来，围绕赫德的评价呈针锋相对的两极——中国人认为他是“最险恶最阴险的敌人”，教科书上给他下了“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定义；西方的汉学家们则不乏溢美之词，说他是“中国坚定不渝的朋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沟通中国和西方观点的桥梁”……不管用这些概念化的词汇给他打上多少标签，作为一个几乎参与了晚清历史所有重大事件的英国人，赫德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一个比较稳妥的看法是：赫德控制中国海关，有损中国主权。他本人是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实践者，这一点毫无疑义。而另一方面，赫德却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又是值得肯定的。但后一点显然属于大是大非之下的次要层面。因为这些意见的表达多半是在无损英国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

判断赫德的言行， 还可以从中国在19世纪后期需要以何种姿态对待内政和外交的角度看待。中国需要改革， 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

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 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 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 他希望“ 老天将给他们报应” ， 并义正严词地说，“ 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 。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 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 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若抛弃目的论看待赫德，其人之言行本身即已说明了一个特殊的人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地位和价值。

另一方面，与赫德同时代的英国军政人物对中国的悍然侵略，也可以反证赫德的历史地位；换言之，英国是使用了文武的两手，对付一个衰落的东方帝国。